一--谨以此文，追忆我牺牲的、埋葬在雪域高原的一八一团战友。
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唐古拉的记忆
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 艰苦的岁月
   1960年3月，我部奉命到青海玉树剿匪。青海与西藏交界处山大沟深，天气变幻莫测。山顶是飞雪，山腰下冰雹，落到河谷就成了雨。181团是步兵，战士身上背着40多斤重的武器、弹药、干粮和行装，凭着两条腿走路、行军、打仗。穿密林，淌河流，爬雪山，过草地。晴天一身汗，雨天一身泥，身上的衣服从没干透过。
青藏高原海拔高，空气稀薄、缺氧，初到高原，高原反应症强烈，呼吸困难，头晕乏力，腿上一丝劲都没有，背上的行李越背越沉，压得战士喘不过气。有时，翻越一座大山，从早晨爬到晚上，两头不见天。那时，每个连队都配备有几匹驮帐蓬、锅灶和生活物资的驮马。有时，连里有了病号，走不动路、爬不上山，连里就照顾给病号一条马尾巴----让病号拽着马尾巴，借马一点拖力，跟在马的屁股后边行走。别小看了那马尾巴的一尾之力，它使我感激涕零，终生难忘。

   我们身上穿的棉衣还是1959年10月在兰州换发的冬装，半年多的摸、爬、滚、打，棉衣早就烂的开了花，一坨一坨的棉絮露了出来。战士找来布块补上，捡到什么布就用什么布补，补丁摞补丁，什么颜色都有，成了花衣服。紫外线强，脸蜕几次皮后肤色越来越黑，白眼仁显得更白。
长时间的爬雪山，战士们都爬出了经验。上山腿软，下坡腿短。下山就用屁股坐到雪地上，从上往下滑溜。滑溜的时间一长，棉裤屁股快要磨通了，找布再补，补了再溜。后来，战士们想出了办法，剪一块羊皮，毛朝里缝上再溜。羊皮比布结实，溜的时间长。有时坡度大，坡度长，速度就会加快，人会翻跟头、出危险。战士们又想出了办法，把步行时柱的棍子，作为“刹车杆”，速度快时，就叉开双腿，将棍子猛地插入两腿中间的雪中，双手搬住棍子，身体后仰，就能刹的停住，人骑到棍子上，要滑溜时，再拔出棍子。滑溜的时间一长，羊皮下端缝的线开脱了，上端还连在裤腰上，行军打仗来不及补，羊皮吊在屁股上，像绵羊的尾巴，走起路来前后的晃动，“沙拉沙拉”地拍打着屁股，煽出的冷风从破洞处灌进裤裆里。
   
人说“虱多不咬，债多不愁”，战士们在平叛中深有其感。我们身上就穿那么一套衣服，一穿就近一年，没有换洗的。行军作战，日夜兼程，没有脱过衣服，都是和衣睡觉。两年没有洗过澡，身上的虱子就像蒜辫子，在衣缝和破的小洞处挤成了疙瘩。把手伸进衣服里抖几下，手心上接的虱子像酒米粒一样，圆溜溜地滚蛋蛋。生活中战士们也找到了窍门，把衬衣脱下来，甩到帐篷外边，牦牛闻到气息，用嘴嚼衣服上的汗腥味，把衣服上的虱子全嚼死了。把牦牛撵走，衣服冻的晾干，用手抖掉虱子皮，再穿上。战士们戏说：“马尾巴，羊尾巴，身上的虱子挤疙瘩”。

   平叛剿匪大都在交通不便的高山雪原边远山区。部队的物资给养，天上靠飞机空投，地上靠牦牛驮运。高原气候瞬息万变，飞机起降受到一定的条件限制。平时，一名战士携带10天的口粮，遇到刮风、下雨、雪天，给养补充不上，10天的口粮就得吃上半个月。受冻、断粮、挨饿是家常便饭。

   作战空隙，在有条件的情况下，各班排都要自己动手用面粉加工炒面。炒面吃带方便，行军打仗、紧要关头，不用架锅生火，省事、省时，一把炒面一把雪就能过。真正的炒面是用原粮加工而成的，用面粉加工炒面，那是农村老乡用少量面粉放在笼里先蒸，再用锅焙干焙熟，给婴儿食用的。面粉密度大，没空隙，不透气，传热慢，把面粉倒进锅里不好翻动，搅不均匀，容易粘锅，无法炒熟。翻来搅去，把锅底下烧焦的面粉搅起来了，白面成了黑面，吃到嘴巴里还是一股生面味。这样的炒面，常吃就习惯了，肚子适应了，身体也就接受了。只要不断粮，有一把炒面就着雪，我们就非常满足。

   5、6月份，河谷两边甸子上的野草发出了嫩芽，断了炊的战士就三三两两到甸子上挖野菜充饥。有的战士一次能吃2、3斤野菜，吃过不到半小时，肚子就“咕噜咕噜”直叫，提着裤子跑都跑不急的拉稀……
有一名战士饿了5天，后来天气好转，飞机投下了大米、面粉、白糖、罐头、饼干，他在站哨时，放开肚皮吃饼干，饿的时间太长了，不知饥饱，也不知吃了多少。后来，又喝了些水，可怜他参军才半年，刚刚18岁就活生生地给胀死了。

   1960年在我军强烈的軍事打击下，玉树二号地区叛匪的嚣张气焰得到遏制，化整为零，上千人的股匪少了，战术改变了，不敢与我軍正面交手，哨位设的距离很远。能打就打，不能打就.跑。敌人善骑，地形熟息，又有多年的实战经验，凭着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与我軍周旋。敌跑我追，一个跑一个撵，何日是个头。有时遇到河流、山多沟深，目标也有跟丢的时候。所以，追击5、6天，成十天那是常态。行军走路，战士累的像狗熊，有一分钟闲时间还想打个盹，呼噜两声解解乏。

   平叛时吃住都是以班为单位，一个班一顶单帐篷。除后留、武功队抽调、病、残及阵亡外，班里还有8、9个人。行军走路班长在前，副班长在后，战士跟着班长走，班长跟着排长走，排长跟着连长走，像一条运动的长线条。
    营里行动多数时间以连为单位，很难见到其他兄弟连队。1960年8月，181团在东坝桥头集结，准备西进木塔、莫云，2营各连住的帐篷都能看见，给人一种集中兵力要打大仗的第六感觉。

   4至6月南下昌都，是最难熬的日子。气候不适应，两腿发软，觉得身上背的行李像一座大山，腿都抬不起来。到7月仗打的多了，交获的马也多了，人人都有了马匹，步兵团不知不觉成了骑兵团。

   三江源天无三日晴，身上穿的棉衣不是雨水就是汗水，从没正儿八经干透过。4月出发，11月下山，近8个月衣服没脱过，澡没洗过，牙没刷过。连队配备的理发工具只剩下剪子还能“嚓嚓”两下，剪的头豁豁丫丫，同志间开玩笑，叫“狗啃头”。

   没有手纸，擦屁股也成了难题。在昌都拨野草、折树枝、捡石块擦屁股。西进高寒地区时在破败寺院捡废纸（没拓印经文的废纸）、抓雪揑团擦屁股。办法总比困难多，活人总不能叫尿憋死。
   那两年也坑坏了一些烟君子，没烟抽抓耳挠腮，心里像被猫抓了。吸草叶，吸茶叶，啥精都成过。1960年冬西宁街头抽烟的人排队吸，在烟支上划道道，论口口，一道道多少钱，一口多少钱。前面一个吸，后面排队者就伸头扭脖监视着，怕吸过了道道。这是下山后请假回家探親干部归队谈的见闻。
   
   第一次从类乌齐挥师西进唐古拉山途中，4连遇上了到青藏高原后第一场大雪。雪后红日高照，银光闪闪，刺的人眼花燎乱，难以睁开。经过一天的雪地行军，第二天连里有不少战士眼晴干涩、流泪、红肿、刺痛、怕光，睁不开。卫生员张永福说这是患了雪盲症。这下可急坏了连长李庆林和指导员闫三仁。

   大雪时停时下，天空和山河连在了一起，雾茫茫、雪飞扬，一片银白色，能见度很低。前面有战斗任务，口粮也不多了，部队不能停下来，必须坚持西进。翻过雪山，遇到开阔地带，天气好转，才有机遇接收空投物资，补充给养。连长和指导员商量后，兵力作了新的调整，把没有患雪盲症的战士集中起来，由2排长张桐带领，副排长沈国老、下放干部周飞扬、班长吕柱则、战士庞建民、张宝林等8人组成突击班，在前面侦察、带路。稍有视力的战士就拉着雪盲重的战士，一个牵着一个，一个跟着一个，一串“瞎子”，在雪地里摸着、爬着，一步一步地前进。两天后大部分战士的视力基本上恢复了正常。

   雪越下越大，越积越厚。战士们的体质越来越差，前进的速度越来越慢，口粮越来越少。接连4天都没有生火了，全连战士靠一把炒面一把雪地度日。到第8天头上，全连只剩下了10斤大米，每个战士剩余的炒面也不到3斤。前进，只有前进才能爬出雪地； 前进，只有前进才能摆脱死亡； 前进，只有前进才有生存的希望！

   连部把大米送到排里，排里把大米送给了藏民驮工，驮工又把大米送到了连部。送来转去，反复的传递，谁也没有动过一粒大米，饿极了就一把一把的往嘴里填雪。“饥屁冷尿热瞌睡”，战士们不拉大便，一个劲的只是尿。第9天，有一匹驮马饿死了，连里派人把马皮剥了，卸成块子，分给了各班和驮工。由于雪地没柴，也捡不到牛粪，马肉没法煮，有人就试着生啃，饿急了，还觉得鲜嫩，好嚼。几天没吃饭，死马肉生吃咸丝丝的，还挺香。大家都开始啃起了死马肉。
     
     随后几天，每天都有驮马饿死。战士天天生啃死马肉，吃了不易消化，肚子胀，胃绞痛。拉出的大便像羊粪蛋，尽是黑红疙瘩。
    4连靠吃死马肉，与风雪博斗了18天，终于爬出了雪地，接到飞机空投，补足了给养。到最后，那10斤大米还是10斤，一两也没有少。
    还有3匹马也是靠吃死马肉才死里逃生，活了下来。

两年的平叛剿匪中，我团至少有44名同志在战斗中光荣牺牲，（包括下放干部。其中迁回原籍1人，安葬在扎西科烈士陵园6人，安葬在囊谦烈士陵园37人）他们的遗体葬于雪域高原。